（王国峰拍摄。）
前段时间受苏黎世中国人文化语言交流俱乐部的邀请，就我演出的舞台剧《Der rundere Mond》给大家谈谈中瑞文化差异在婚姻生活中的冲突与融合。
下面我把演讲稿贴出来，算是就这个观点浅谈一下我的看法，也算是对一年来的演出做的回忆和总结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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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下午好！
很高兴今天受到CUZ语言文化交流俱乐部的邀请来到这里给大家聊一聊，舞台剧《Der rundere Mond》，我是其中五位主演之一，我叫徐琴。
当初瑜沁找到我时跟我说，想让我就这部舞台剧跟大家谈一谈中瑞婚姻的感悟。我一听吓了一跳，我凭什么能给人家谈一谈中瑞婚姻呢？我结婚也不过才五年多而已。对于这个题目来说，我本身也太年轻了。没有经历过几十年的婚姻生活，谁敢说有感悟呢？
瑜沁跟我说，她是希望我来讲一讲这部舞台剧产生的前因后果，好些朋友都去看了这部戏，应该对一些幕后的故事会感兴趣的，这些故事一定会引出一些反映中瑞文化的冲突和融合的具体事例。
听她说的挺有道理的，而我也实在很愿意再重新回温一下排练和演出《Der rundere Mond》期间发生在我们六位姐妹（男演员Seb后来也成为我们姐妹之一了）和导演、幕后工作人员的之间的美好回忆。
因为去年是中瑞建交60 周年，Pro Helvetia就是瑞士的文化基金会，他们正好在策划一系列的这方面的活动。他们找到了曾在瑞士留学并生活过的北京的导演曹克非，希望她能编导一部反映中瑞婚姻的戏。曹导演又找到了在瑞士十几年的朋友Peter Kelting来给她做制片人，给她管钱。Kelting先生又找到了Mats Staub，希望他能和曹导演一起编剧 。他们还从北京请来了艺术家王国峰做舞台设计，德国人Anna von Zerboni做服装设计。 一位舞台形体指导老师。还有两位曾在中国学习中文的瑞士小姑娘做为翻译。侨爱合唱团也是在曹导演的坚持下融入了这部剧的编排中。
曹克非导演的丈夫也是瑞士人，她有两个孩子，一儿一女都在北京读书。1987年她来到瑞士并在伯尔尼大学读戏剧学，居住在苏黎世。97年随同丈夫去了北京发展。这次同意来瑞士执导这部舞台剧，对她来说也是一次对过去生活的一次回忆，一次缅怀。她内心的激动与感概绝对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来得更强烈。
Mats Staub是伯尔尼人，现住在巴塞尔。他和曹导曾是伯尔尼大学的校友。他自己的工作室“Erinnerungsbüro“ 记忆办公室，曾举办了一系列的关于人生美好记忆的展出，象”我的祖父母“，”情书“等。有趣的是，他的妻子是位俄罗斯人，所以我们开玩笑时说他肯定也有过文化差异造成的夫妻间的矛盾。
这部戏一共选了五位女主演，一位男演员分别饰演她们的丈夫。五位女演员中除了京剧演员曹蔓，其余的都不是专业演员，甚至于有些从没有过表演的经验。他们一共见了超过30位嫁在瑞士的女性，最终选定了五位年纪、长相、经历都不一样的曹蔓、沈沁、张文敏、范廷珊和我。很多瑞士人会说，中国人长的都差不多。导演就想让瑞士人看看是不是中国人长的都差不多！
曹蔓是名专业的京剧演员，当时来瑞士才一年多。她和先生在伦敦认识的，后来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。她先生可以说一口流利的京片子，这也是她决定嫁给他的最大的原因。但自从随着丈夫来瑞士后，她失去了耐以生存的京剧的土壤，这对一个从小就学习京剧的人来说，这就等于失去了一切。抑郁症也随之找上了她。幸好她来参加了我们这部戏的演出，在这部戏她有好几段精彩的京剧表演。几个月的排练和演出也让她渐渐地走出了抑郁症的阴影。
沈沁曾是音乐学院的高材生，古琴、古筝弹的出神入化。父母都是国内有名的音乐教授，曾对她在音乐方面的建树寄予了厚望。谁知她在认识了她老公之后，三个月内“闪婚“远嫁到了瑞士。当时曾一度与父亲之间的关系降至冰点，她自己也在抑郁症的边缘游弋。她的丈夫再次期间做了她坚强的后盾，积极帮她处理各种关系。十年后她才又找到了事业的春天，父女关系也得到了改善。
张文敏来瑞士已经二十年了，女儿也已经18岁了。当年她来瑞士的时候，在街上基本上看不到中国人。她那与生俱来的豪爽开朗的性格，与保守低调的瑞士人作风曾格格不入。经过这么多年的磨合，她已经“入乡随俗“了。
范廷珊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小的，大学还没毕业就认识了现在的老公，一毕业便就来到了瑞士。对她来说，文化差异造成的冲突笑声则更多于泪水。想家想吃红烧肉，半夜起床抱着电话问妈妈该怎么做，小小年纪在妈妈远程教学的执导下已经烧得一手好菜。
我是曹克非导演和Mats编剧见的第一个人。后来听他们说，见了我之后他们的担心都消失了，更有信心导好这部戏了。之前他们一直担心嫁在瑞士的女孩们会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，给生活带来困难，会因此生活得并不快乐。听完了我的故事后，他们说至少我们有了一个好的开头，这说明还有很多外嫁的姐妹生活得很幸福。
而男演员Sebastian Krähenbühl则是一位专业的话剧演员，他从没有去过中国，甚至没有和中国人结交过。当时导演他们也见了好几位其他的话剧演员，有两位表示非常非常想参加演出，而且这两位的长相不是一般的帅。导演觉得男演员太帅的话会抢了女演员的光芒，人们光会盯着男演员看了。而且那两位都说一口纯正的高地德语，不象 Sebastian说的是瑞士德语，更接近角色的本身。
去年的这个时候正好是我们所有剧组人员相识见面的时候。9月阳光很灿烂，微风徐徐地吹着，我认识了一群在我生命中有着重要意义的朋友！我们有着类似的经历却有着不同的感受，我们有着同样瑞士籍的老公，却有着不同的婚姻生活。这常让我们感概万千，也更紧密地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。
9月13号我们开始这部戏的正式排练。最初一个星期是在苏黎世，那是我们临时租借的，因为巴塞尔Theater Roxy的排练室要在一星期后才空出来。
第一个星期大家都比较松散，导演组也还没有确定这部戏演出的具体形式。往往是前一天，或上午导演组提出了一个题目，让我们第二天或下午把它叙述并表演出来。如： 你和先生之间发生的一件最难忘的事， 我的童年等等。有时候不光要表演自己的故事，还要交换表演别人的故事。不光在室内对着录影器材说，还到屋外的山头上对着穿流的人群说。这对于从没有表演经验的我们来说，真的是非常的有趣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笑场，几次下来后大家都知道表演的时候一定要严肃，不然平时很随和的导演会扳面孔的。
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个中国的导演，但大家不知道我们这位中国的导演有个在吃饭上面的特殊要求。她要求一定要吃热的东西。我们一般是从早上的10点排练到晚上的6点左右。导演要求午餐不能随便凑合，一定得煮东西吃，大家轮流煮。我被导演定为安排大家做饭分工的人，大家戏称我为“伙头“。每天两个人轮流做饭，一人洗切一人烧，没人的时候我顶上，最后轮了一圈发现我顶上的时候最多。
虽然说是一顿小小的午餐，但大家先是边聊天边做饭，再边聊天边吃饭，这样热闹和谐的气氛现在让我回想起来仍是觉得非常的温馨，大家由此加深了了解，加强了合作。
记得一次我们排练的题目叫我的童年，需要大家叙述各自的童年故事。我们当天下午一起散步到了苏黎世北面的一个小山头上，那里可以俯瞰苏黎世的全景。我们在山上把机器支了起来，即兴表演童年的故事。回忆中嬉笑怒骂，每个人的童年是那样的不同，但是都同样的有趣。其中我所叙说的童年的故事最让人捧腹，我给大家叙述的从小被我妈追着打的情节，让导演笑得眼泪都出来了，舞台形体指导从凳子上笑得坐到了地上。其他的姐妹更一致要求一定要把这段搬到舞台上去。我妈后来听我说了之后，深感压力，非常担心真的把这段在舞台上表演出来的话，别人会认为她是个坏妈妈，更一度情绪非常低落，甚至暗自垂泪。后来导演考虑再三亲自跟我妈说不会把这段搬到舞台上去，请她放心。因为在最初我们的口头协议上就曾约定，如果谁不想把排练期间的故事在舞台表演，那就绝对不会写到剧本里面去。
男演员Sebatian从未接触过中国人，刚排练的时候导演要求他每个星期录一段影，说说对中国的认识，对中国人的认识。你可以看到从最初他对中国的印象完全是各种媒体强加给他的，千篇一律的老生常谈，象计划生育啊，六四啊，没有他自己的看法。但几个星期后我们觉得Seb变了，不再是那么酷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了。从最初的不知该不该和我们拥吻打招呼，到最后抱在一起，象亲兄妹一样不分你我。
在戏中Sebatian与沈沁的对手戏最多，他饰演的是沈沁的吃素的老公。这位老公为了给害喜的老婆找烤鸭，严寒的冬天在苏黎世挨家挨户地找了三个多小时，最终一家中国店的男主人答应给他做，但必须先去买鸭子。后来两人又一起去买了鸭子，虽然最后沈沁吃到的不是北京烤鸭，但这已经不重要了。Sebatian还在戏里饰演了一些他采访过的不同的中国女婿。他们虽然很爱中国的妻子或女朋友，但却很现实地说出来一些中国的现状，和中国有待改进的地方。
京剧演员曹蔓有着令人羡慕的婚姻，老公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，又是家族企业的接班人，但她却有着非常凄惨的童年。刚开始她跟我们有点儿格格不入，自身有着丰富的表演经验，看着我们象小孩儿在做游戏，加上忧郁症让她根本就不想跟人接触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加上她老公的劝解，她也慢慢地融入到我们中间来了，每天最先开始大声说笑的一定是她，去酒吧喝的最畅快，跳的最尽兴的也是她。
廷珊来瑞士后的第一年妈妈就来看她了，正好赶上是瑞士的国庆节。他们小夫妻俩带上各自的父母，在LUGANO的一家宾馆的阳台上准备看烟火。突然去上厕所的廷珊的妈妈发出一声惊叫，她在墙上看到了一只虫，可能类似那种大飞娥吧。按照中国人的观念，弄死扔出去就是了（当然这活儿得男人来干）。可听说的老公和公公坚持要把它捉住然后放出去。当然这也是大多数瑞士人的想法。可是大飞娥呆的地方太高了，他们够不着，宾馆里又没有工具。这下好啦，这全家也不看烟火了，爷俩跑到前台去借拖把，扫帚之类的东西，娘俩叽叽咕咕在那儿生闷气。
在排练当中大家最不愿意提的一个话题就是今后父母的赡养问题。在中国讲的就是“百善孝为先“。可是对于我们这些远嫁他乡的子女这确实是个无解的话题。一次在排练中导演提出这样一个题目：你认为来瑞士后最大的遗憾是什么？年纪最小的廷珊说，没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了！沈沁说，失去了很多好朋友，远离了亲人。我选择了和沈沁一样的答案，可我心里知道那不是我真正想说的。年纪最大的文敏说：是不能尽到做子女的责任，无法赡养父母。她的母亲独自一人生活，已是70几岁的高龄。我当时和她争辩到：把他们接过来不就行了。她说：哪那么容易啊，先不说瑞士政府肯不肯，我母亲还不知能不能习惯这里的生活呢，我又不能天天陪着她。文明说着眼睛里已经有泪水了。我心里明白可以嘴上不依：就是可以的，肯定可以的，反正是可以的。我明知道是无解的，可却强迫自己相信有解。说完之后我就觉得胸口闷的不行，一个人便跑了出去。
我一个人坐在外面的椅子一时间悲从心中来，忍不住趴在桌子上号啕大哭起来。不知哭了多久，导演来找我了。她一见到我吓了一跳，只见地上流了一地的血，原来我的鼻子不知怎么的流血了，可能是哭得太放纵了吧。我好像是很久没有哭得那么畅快淋漓了。
排练了一个半月后，正式的演出开始了。迄今为止我们共演出了18场。先在伯尔尼首演，一共演出了六场。然后在苏黎世演出了两场。在巴塞尔我们演出的最多，演了七场。最后两场是在卢塞恩。今年的三月份我们还在巴登又演出了一场。
现在一转眼时间已经过去整整一年了，今年9月的天气还是和去年的一样。温暖的太阳，和煦的微风，有点凉意的早晚。这几天我走在洒满阳光的路上，偶尔会有点儿错觉，以为我是去排练的路上。
好在我很快又要和他们见面了，这个月的12号是中秋节，巴塞尔市政府在Münsterplatz为中国人举办一系列庆中秋的活动，有太极气功表演，书画表演，古筝、舞蹈，还有在我们舞台剧中参演的侨爱合唱团也会有精彩的演出。我们的这部戏也会在当晚在Museum der Kulturen里再次上演。11月的25和26号还会在Aarau的Theater Tuchlaube里上演两次，感兴趣的朋友欢迎你们亲临现场指导交流。
在今天的最后我想说一说这个讲座的中心主题，其实也是我们这部戏的中心思想── 跨国婚姻中文化的冲突和融合。其实不用讲大家肯定都明白，冲突是一定有的。不说嫁到海外的，即使在中国的南方人和北方人结婚也会因习惯不同产生不少矛盾吧。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处理的，对我自己来说，我觉得不同的文化背景反而让我觉得更新鲜，我觉得我的生活每天都是不一样的，每天都会有惊喜。文化背景的不同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因此而出现的误会没有即使沟通，消解，而形成了更大的误会，最终把所有的误会都归罪于文化差异的身上。我一直相信世界是没有地域之分的，只有性格之分 ，能成为夫妻更是上天赐给的良缘。我想信任、宽容和积极地沟通应该是打消中瑞文化冲突，促进其融合的最有力的武器！
最后祝愿大家永远幸福快乐地生活在瑞士这片土地上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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剧照欣赏：（照片来自Judith Schlosser女士和swissinfo的邵大海 ）
